其二，市例钱，此为王安石变法期间创制，即在抽取官税之后，另外向商客征收钱税，如苎麻、山豆根这样廉价的物品。正税钱往往与市例钱相差无几，等于多征一倍的税，后虽经过放免，但三百文以上的商品一定要征收市例钱，并成为一项定制。
其三，打扑钱，即商贾在一路之内，每经场务就得缴纳一次过税，从这一路到那一路，也同样是一征再征。经过各路打扑，政府的商税固然增加，可是货物运到目的地之后，只有抬高售价才能弥补商家的运费，最终吃亏的还是普通消费者。
以上只是简单举例，其他还有不少，这里不多说。总之，从这些杂税可以看出，宋朝虽然有统一的商税则例，可是在则例外，另创名目征商的现象很多。
这其实就已经说明，在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市场之前，各地市场的封建性、地方性特征始终存在，即使像两宋这样商品经济发达、制定全国税例的时期，也无法避免征商的随意性。
相对而言，大明的问题在于之前的商税仿佛过家家。就以赵志皋与沈一贯的家乡浙江为例，在高务实税改之前，浙江全省一年上缴的茶税只有二十七两白银——你要不干脆别交算了，这么富裕的一个省份，一年不到三十两银子，糊弄鬼呢？
而即使高务实税改之后，由于他重在征收富商的税收，而对于平民百姓的小额税收放得比较宽，所以整体征收比例其实也不高，至少对比宋朝而言，那依旧是完完全全的轻徭薄赋。
赵志皋这么一问，沈一贯自然无话可说。
但沈一贯显然不甘被动，因此干脆不回答这个问题，反而话锋一转，直指核心：“濲阳公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就问一句：濲阳公是否以为，令郎前途全在高日新一念之间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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